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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沈知行躬身一揖：“多谢刘爷。”

    他没有多说什么感激的话。在吏这个阶层里，话说得太满反而是不信任的表现。刘典吏愿意收他，不是因为赏识，是因为他有用——而且用起来暂时无害。

    这种关系，才是最能持续的。

    九月二十日，清晨。

    沈知行从那间破屋搬到了府衙后院的一间小耳房里。耳房只有一扇窗户，一张木板床，一张缺了抽屉的桌子，但比之前住的地方好了十倍——至少屋顶不漏雨，门可以闩上。

    他把那三两铜板换成了二两碎银——一块沉甸甸的，握在手里有种踏实的感觉。然后去街上买了一身洗得发白的旧青布直裰，一顶网巾，一双新布鞋。总共花了九钱银子，心疼得像割肉一样。

    回到耳房，他对着桌上那面模糊的铜镜，平生第一次认认真真地打量这具新身体的面孔。

    瘦，白，眉目间有一种病弱的清秀，嘴唇干裂，颧骨高耸，眼眶下是浓重的青黑。看上去确实像一个饿了一冬天的读书人。

    但眼睛跟原主不一样。

    沈存义的儿子沈知行，在记忆里眼神总是畏缩的、闪躲的——是那种被欺负惯了的眼神。而现在的沈知行，瞳孔深处有一种不属于这个年龄的沉稳和警觉，像是见过了太多不该见的东西。

    “得把这张脸养胖点，”他自言自语，“太瘦了，一看就好欺负。”

    然后他坐下来，铺开纸，开始整理今天在黄册房要做的第一件事。

    不是查张三省，不是拉帮结派，而是——把黄册房中过去五年的“损耗率”全部算一遍。

    损耗率，是明代财政制度里最隐蔽的灰色地带。每一笔粮食运输有损耗，每一笔银两熔铸有损耗，每一笔物料存储有损耗。这些“损耗”在账目上是允许的，但允许的范围是多少、实际发生了多少、多报的部分去了哪里——这是书吏们最核心的灰色收入来源。

    沈知行不打算断人财路。但他必须知道每一两银子的流向，才能在这个系统中活下去，而不是被它吞噬。

    窗外的天光渐渐亮起来。

    远处传来衙役敲点卯鼓的声音，沉沉地滚过府衙的灰瓦屋顶。沈知行站起来，把那身新买的青布直裰穿好，整了整网巾，深吸一口气，推开了耳房的门。

    清晨的风带着桂花的甜香，扑面而来。

    他在廊下站了片刻，听到黄册房那边已经有人声了——咳嗽声、翻纸声、低低的交谈声。他迈步走了过去，步子不快不慢，脊背挺得很直。

    推门进去的时候，屋里几个人同时看过来。

    刘典吏坐在最里面的位置，手里端着一碗茶，朝他点了点头：“知行来了？过来，我跟你介绍介绍。”

    沈知行走过去，一一拱手。

    “这位是周应龙周爷，管粮科的。”

    “这位是韩茂才韩爷，管税科的。”

    “这位是……”

    每个人的名字和脸他都记住了，每个人的目光他也都读懂了——有人好奇，有人不屑，有人警惕，有人毫无表情。

    他不急。

    在这个世界上，要让一群谨慎小心的老吏接纳你，靠的不是讨好，是实力。而实力这个东西，在黄册房里的表现形式很简单——

    会不会算账？

    算得准不准？

    能不能替大家省麻烦？

    他知道，从今天开始，每一笔数字都在替自己说话。

    窗外的老槐树被风吹得沙沙响，几片黄叶落在窗台上。

    沈知行坐到自己那张桌前，铺开一本嘉靖二十九年的秋粮细册，蘸了墨，开始工作。

    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，落在他的手上。

    他的手很稳。

    　　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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